起义战争的历史背景

　　元朝后期，朝政腐败，政权内部动荡不定，数十年间连续换了10个皇帝。皇帝大多数不理朝政，贪图享乐，大臣们争权夺利，互相勾心斗角。1333年(元统元年)六月，继承帝位之顺帝妥欢帖睦尔以伯颜(篾儿乞惕部人)为右丞相，燕铁木儿弟撤敦为左丞相。总理政务。伯颜与燕铁木儿两家成为朝中权力的主持者。经几年后，两家互相残杀，燕铁木尔家族败亡。顺帝未再设左丞相。这样，朝政由伯颜把持，而且总领蒙古、钦察、俄罗斯诸卫亲军。他“独秉国钧，专权自恣。”当时，有的地方已经爆发起义。伯颜就认为起义者都是汉人，便杀不少汉人。其侄子脱脱反对他的暴行，就与顺帝密谋，于1340年(至元六年)，罢了伯颜的职务，任其弟马札儿台为右丞相，后又任脱脱为右丞相。1344年(至正四年)，脱脱因病辞职，到1349年(至正九年)，又复职。同时，元朝岐视汉人，重要官职均由蒙古人及色目人担任，且贪污暴虐，欺压忠良将，激起多数人的反元活动。1350年(至正十年)时，元廷财政十分困难，为摆脱困境，按吏部尚书契哲笃的建议加造纸币，大量印刷新钞，发往各地，招致通货膨胀，加倍剥削人民，民不聊生。南方和北方都出现了“米价贵似珠”，交钞散满人间，视如废纸。钞法败坏，元朝的财政经济也随之崩溃。原来就受到饥饿威胁的百姓，已到了实在难以生存的地步。1344年(至正四年)，发生的白茅堤(今河南兰考县北旧黄河堤)、金堤(今山东范县至东阿县境)决口，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的许多地区，遭受大水灾，第2年的大瘟疫使得灾区人民死了一半。此后水连续6年发生，不仅百姓遭殃，而且朝廷在财政和经济生活上也受到严重的影响。1351年(至正十一年)四月，右丞相脱脱决定治黄河，征发汴梁、大名等13路民工15万及庐州等地戍军2万前往充当劳役。修治黄河本身无可非议，但是使许多农户失去了劳力，损害了农民的生计。修河需用的物资又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民工哀苦之声相闻，死者枕藉。同时，连年的水旱饥荒，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农民，已经迫近死亡的边缘，这些都加速了农民起义风暴的到来。而征召来的15万各地民工，离开了家而集聚在一起修黄河，客观上为发动红巾军起义奠定了群众基础，提供了良好的时机。

起义战争经过

　　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早已秘密组织起来的白莲教首领、农民领袖韩山童和刘福通利用元朝开黄河故道，“大役劳民，而民益怨”的时机，在民工中宣传天下快要大乱，并利用宗教号召起义。他们一面在工地上预先埋下一个一只眼的石人，一面散布童谣说：“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当民工们挖出独眼石人后，认为童谣灵验，群情震动。韩山童等便乘机在河北永年杀黑牛白马，聚众宣誓，打算同时在各地起义。众推韩山童为明王。由于泄露秘密，韩山童被捕遇害，韩妻带其子韩林儿逃往河北武安山(今河北武安县境内)中。五月，刘福通逃回颍州(今安徽阜阳)，联络杜遵道等，率众起义。他们头裹红巾，称为红巾军。红巾军迅速占据颍州、亳州(今安徽毫县)、项城(今河南项城南)，接着又打下元朝粮仓朱皋(今河南固始西北)，开仓济贫。继而又接连攻下罗山、真阳(今河南正阳)、确山、舞阳、叶县、汝宁(今河南汝南)、光州(今河南潢州)、息州(今河南息县)等地，很快发展到10余万人。至正十二年(1352)，元廷派遣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领军30万来剿，未及交战，军中夜惊，全军溃散，也先帖木儿逃回汴梁，只剩散卒万人。
　　在刘福通起义影响下，大江南北许多地方相继爆发了人民的反元斗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徐州的李二(芝麻李)，蕲(今湖北蕲春)、黄(今湖北黄冈)的徐寿辉，濠州(今安徽凤阳)的孙德崖、郭子兴等。早在至正八年(1348年)起事反元后来又投降元朝的浙东盐贩方国珍，重新起兵。至正十二、三年间，淮东的盐丁(盐业生产者)在张士诚领导下起义。刘福通队伍和这些相继起事的起义军，都以红色为造反的标志，头扎红巾，身穿红袄，高举红旗，因此被称为红军或红巾军。其中刘福通和徐寿辉二支队伍，是起义军中最强大的力量，都是由秘密结社白莲会为核心组织而成的。白莲会的会众都要烧香拜佛，因此，这些起义军又被称为香军。起义军的主要成分是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以及奴仆、手工业者、渔民、盐丁、下层僧侣等，也就是处于社会下层的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
　　徐寿辉督军转战江南　十一年十月。徐寿辉以蕲水(今湖北浠水)为都城，称帝，以邹普胜为太师，国号天完，年号治平。因主要活动于长江以南地区，史称南方红巾军。十二年春，徐寿辉遣将分路进攻湖广、江西、江浙诸省，队伍逐步发展，号称百万。所部在转战中“扬旗执榜”，宣传“摧富益贫”，得到各地贫民的拥护。元朝统治者十分惊恐，急令南方各行省军队和当地地主武装镇压红巾军。起义军将领彭莹玉、赵 胜率部分主力先入江西，后进浙东，克杭州，遭元江浙行省平章教化和济宁路总管董抟霄攻击，为避敌兵锋，辗转徽州(今安徽歙县)、瑞州(今江西高安)。十三年十一月，又遭元军围击，彭莹玉战死。其他各支起义军亦相继受挫。十二月，数省元军联合进攻蕲水，南方红巾军将士奋勇抗击，终因寡不敌众，破城，400多名天完政权官员被杀，徐寿辉突围至沔阳湖中。同时，元廷遣军镇压方国珍、张士诚部。元中书右丞相脱脱在镇压徐州李二、赵均用起义后，于十四年九月，统领号称百万大军进围张士诚的统治中心高邮(今属江苏)。后因元廷诏削脱脱官爵，临阵易师，致元军溃乱。张士诚乘机出战，获胜。各地红巾军乘势主动出击，壮大队伍，开始进入新的时期。
　　刘福通挥师三路北伐　刘福通在颍州起义成功后，即转战河南、淮西诸地，元廷遣将答失八都鲁、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率军数十万堵截、围击，双方互有胜负。十五年二月，刘福通迎韩山童之子韩林儿至亳州(今属安徽)立为帝，号小明王，国号宋，建元龙凤。所部主要活动于长江以北地区，史称北方红巾军。六月答失八都鲁率军攻长葛(今河南长葛东北)，被刘福通击败。此后，答失八都鲁又调军进攻宋都亳州，在太康接战获胜，迫韩林儿奔安丰(今安徽寿县)。十六年(龙凤二年)三月，刘福通大败答失八都鲁。为分散元军主力，刘福通于九月命部将李武、崔德经潼关入陕西。十一月分遣诸将入河南、山东、河北，高举书有“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帜，矛头直指元统治者。十七年春，毛贵在山东接连获胜。夏，刘福通乘机攻汴梁(今河南开封)，于次年五月破之，立为都城，宋政权出现盛势。其间，刘福能遣军三路北伐：毛贵率东路为主力，出山东进攻大都(今北京)；关先生(关铎)、破头潘(潘诚)率中路，绕首山西攻河北，形成对大都夹击之势；白不信、李喜喜率西路攻关中，协同先期入陕的李武、崔德牵制元军。
　　十七年九月，白不信、李喜喜与李武、崔德会师，克兴元(今陕西汉中)、陇州(今甘肃陇县)诸地，不久溃败于凤翔(今属陕西)。十八年，李喜喜率部投奔徐寿辉部将陈友谅。李武、崔德仍在陕、甘、宁边地艰苦转战，因孤立无援，于二十一年五月投降李思齐。毛贵为消除后顾之忧，发兵克东平、济南，断元廷南北漕运，控制山东。十八年二月，进军河北，克清(今青县)、沧(今沧州东南)诸州。三月，进至枣林、柳林(今北京通县境)，威逼大都，元廷大震。但因孤军深入，被元将刘哈刺不花击败，退保济南。十九年四月，毛贵被赵的用杀害，七月毛贵部将继续祖又杀赵均用。从此，山东红巾军因内讧而一蹶不振。二十一年夏，察罕帖木儿及其子扩廓帖木儿乘红巾军相互仇杀大举进兵山东，连败红巾军。次年底，山东红巾军遭镇压。关先生、破头潘于十七年九月向西北推进，发现元军重兵镇守冀宁(今太原)，遂退入太行山。十八年三月，分兵两路快速北攻冀宁、大同等地，欲按原定计划东向与毛贵会师，因毛贵已败退济南，未果，使自山西入援大都的元军得以回师对付中路红巾军。关先生、破头潘北进，于十二月克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再挥师东占辽阳(今属辽宁)，以此为基地休整。十九年底起，多次进兵高丽(今朝鲜)，均遭抗击。二十二年正月，败于开京(今朝鲜开城)，关先生被杀，破头潘退还辽阳，不久被元军俘获。北方红巾军由于三路北伐均告失败，形势急转直下。十九年八月，察罕帖木儿军攻破汴梁，刘福通护韩林儿奔安丰。
　　陈友谅、明玉珍各据一方　十六年正月，天完将领倪文俊移都汉阳(今属武汉)，迎徐寿辉入居，自任丞相，改元太平，次年欲杀徐寿辉而代之，未成，逃往黄州(今属湖北)，被部将陈友谅袭杀。十九年底，陈友谅迫徐寿辉迁都江州(今江西九江)，乘机杀其部属，自称汉王。次年闰五月，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建国号汉，改元大义，称雄一时。时在重庆的天完陇蜀行省右丞明玉珍，得知陈友谅杀徐寿辉称帝，也宣布自立，称陇蜀王。二十二年冬，派兵占兴元，控制入川要地，并发兵攻云南。二十三年，在重庆称帝，立国号夏，建元天统，分兵镇守巴蜀地区。从此，汉、夏各据一方，时有攻战。
　　在此前后，台州(今属浙江)方国珍和淮东张士诚也起兵反元，他们虽不属红巾军，但在初期牵制了元军力量，对红巾军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有利作用。
　　朱元璋统一长江中下游地区　朱元璋是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人，出身贫农。由于遭受地主的剥削，无法为生，17岁时，入皇觉寺为僧。以后在外游方乞食3年，历经皖北、豫东南各地，深受农民起义的影响。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投入濠州郭子兴的起义军，充当九夫长。次年六月，由于作战勇敢，取得郭子兴的信任，升为镇抚。
　　当时，郭子兴与孙德崖、彭大等领导人互不相容，各领人马一部，纪律甚差。濠州内缺粮草，外有元军。朱元璋认为这样长期困守濠州，将会导致失败，便在征得郭子兴的同意后，带领徐达、费聚等24人南下定远(今安徽定远)，发展势力。1个月之内很快聚众3800人，又在横涧山(今安徽定远西)收编了2万多地主割据武装。朱元璋有了这支队伍，立刻重新编组，加强训练。定远士人冯国用、冯国胜(后改名胜)兄第也带领私兵投奔起义军。朱元璋向部属征询天下大计，冯国用认为：金陵(元集庆路，今江苏南京)号称“龙盘虎踞”，形势险要，历来都是帝王建都的地方。应该首先取之作为基地，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以定天下。朱元璋接受了他的建议，并以之作为后来军事行动的依据。
　　七月，朱元璋率军进攻滁州(今安徽滁县)，途中定远有名的儒士李善长参加起义军。他也劝朱元璋学汉高祖刘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乘元末混乱局势，夺取天下。从此，朱元璋便决心效法刘邦，注意修法度，明军政。
　　滁州是元军守兵薄弱的一座孤城。朱元璋派先锋花荣先战，然后投入主力，遂克滁州。这时，彭大、孙德崖、赵均用挟持郭子兴率濠州红巾军攻下盱眙(今江苏盱眙)、泗州(今江苏盱眙北)，内部矛盾激化。彭大病死后，孙德崖、赵均用企图杀害郭子兴。郭带领本部人马西走滁州。朱元璋此时已有号令严明、军容整肃的军队3万多人，便把部队交郭子兴统一指挥。
　　由于滁州缺粮，朱元璋率兵3000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攻下和州(今安徽和县)。他在和州注意军纪，不久，朱元璋升为总兵。三月，郭子兴死。按照小明王的命令，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但是实际上朱元璋掌握着军政大权。不久，朱元璋率军兼并巢湖水师大部，挥军南渡长江，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掌元帅事。
　　至正十五年五月，朱元璋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击败元军后，接纳巢湖反元武装首领廖永安、俞通海等归附战船千艘，以此为基础建立水师。六月，朱军渡长江，占太平(今安徽当涂)，分兵取溧水、句容(今均属江苏)等地，孤立集庆。元守将、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福寿加强城防，封锁江面。七月，朱元璋遣右副元帅张天攻集庆，被守军击退。八月，元军调整部署，命淮南行省平章蛮子海牙与同知枢密院事绊住马加强芜湖至镇江一线守御，拱卫集庆。九月，朱军都元帅郭天叙及张天攻东门，降将陈先攻南门。陈复叛，与福寿合兵，杀郭、张二将。朱军失利，余部败退溧阳(今属江苏)。陈先追击朱军，被乡兵所杀，其子陈兆先收其众，屯集庆城东南山，与驻兵采石(今安徽当涂西北)一带的蛮子海牙互为犄角。次年二月，朱元璋遣总管府先锋常遇春率军击败蛮子海牙水师，破元军江防。三月，朱元璋分兵袭毁方山元军营，擒陈兆先，俘降元兵3.6万，并从降卒中选500名骁勇者为宿卫，使降卒争相效命。继率主力围攻庥庆，激战7天，先败福寿于东门，再败元兵于城东北蒋山(今紫金山)。集庆城破，福寿战死，元水军元帅康茂才等降。
　　朱元璋攻取集庆后将其改为应天，并以此为统治中心建立基地，徐图发展。随后，向元控制薄弱的东南地区用兵。二十一年，朱元璋被韩林儿封为吴国公，乘起义军内部分裂、元军战力削弱，开始兼并各方势力。他采纳谋士刘基建策，确定先攻陈友谅、后攻张士诚、统一东南、再北上灭元的方略。元至正二十三年(宋龙凤九年，1363年)二月，江浙周政权首领张士诚遣部将吕珍围攻安丰。刘福通派人赴应天(今南京)向朱元璋求援。朱元璋为继续用龙凤年号，抑制张士诚势力，不听谋臣刘基劝阻，于三月亲率主力北救安丰。当中书省右丞徐达、行省参知政事常遇春率先锋到达安丰时，吕珍已破城而入，并掘沟树栅，水陆连营守御。朱军初攻失利，后朱元璋亲自督阵，命常遇春率军横击，获捷，迫吕珍遁走。旋又击败从庐州(今合肥)往援的左君弼部。朱元璋将韩林儿、刘福通安置滁州(今属安徽)，命徐达、常遇春率军进围庐州，自返应天。   
　　此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以湖北武昌为统治中心、自立为汉帝的陈友谅，以应天(今南京)为统治中心的吴国公朱元璋和以平江(今江苏苏州)为统治中心、自称吴王的张士诚三大势力。由于辖区相邻，为争城夺地，彼此展开武力兼并。时陈友谅兵强志骄，张士诚粮足财富而无远图。朱元璋处于两强之间，为避免两线作战，决定采取先灭陈后攻张的方略，对张士诚采取守势，并争取浙东方国珍，减少东顾之忧。正当朱元璋运筹灭陈之际，陈友谅于二十年闰五月，亲率舟师10万进攻应天，被朱元璋击败于龙湾(今南京下关一带)，尽失长江下游要地。其后，陈友谅为挽回败局，大造舟舰，征调兵员，企图再与朱元璋较量。二十三年四月，陈友谅乘朱元璋北援安丰(今安徽寿县)，率师号称60万围洪都(今南昌)。朱元璋闻讯，一面命朱文正坚守洪都，消耗陈军；一面命正在围攻庐州(今合肥)的中书省右丞徐达、行省参政常遇春撤围，准备救援洪都。
　　七月初六，朱元璋与徐达、常遇春等率舟师20万沿江西上，十六日进至鄱阳湖口。为把陈军困于湖中，朱元璋先部署一部兵力扼守泾江口(今江西湖口东北)和南湖嘴(今湖口西北)，切断陈军归路；又调信州(今上饶)兵守武阳渡(今南昌东南)，威胁陈军侧后；自率主力入鄱阳湖。陈友谅围攻洪都85天不克，惊闻朱元璋率师救援，遂撤围移师鄱阳湖迎战。七月二十，两军中康郎山水域遭遇。朱元璋见陈友谅列巨舰当前，首尾连接，不利进退，乃命诸将分舟师为11队(一说20队)，火器弓弩依次排列，迫近陈军。廿一日，徐达、常遇春等分率舟师迎战。徐达身先诸将督士卒短兵相搏，败陈军前锋，斩1500余人。朱军部将俞通海乘风纵火，焚毁陈军战船20余艘。陈军太尉张定边直逼朱元璋，趁其座船遇沙搁浅，奋力围攻。朱军部将韩成、宋贵、陈净先相继战死。在危急之际，常遇春从侧翼射伤张定边，迫其撤退。俞通海又驾轻舟飞速来援，救朱元璋脱险。时已日暮，双方鸣金收军。朱元璋为防张士诚乘虚进袭后方，命徐达回守应天。
　　二十二日，陈友谅率全部巨舟，连锁为阵，与朱元璋决战。朱军因舟小仰攻不利，接连受挫，右民翼被迫后退。朱元璋亲自督阵，令斩队长10余人，仍不止。后采纳部将郭兴建议，改用火攻。命常遇春等分调渔舟，外装芦苇，内置火药，名曰“没奈何”。下午，东北风起，朱元璋命敢死士驾驶小舟7艘，冲入敌阵，乘风纵火，其他战船随后，发起攻击。顿时，风急火烈，焚陈军舰船数百艘。陈友谅弟友仁、友贵及平章陈普略等皆被烧死。朱军乘势猛攻，又击杀2000余人。二十四日，双方复战。陈友谅集中炮火猛攻朱元璋座船。朱元璋为改变被动局面，命廖永忠、俞通海等分率6舟直入陈军阵中。朱元璋军士气大振，再次发起猛攻，战至中午，大败陈军。
　　陈友谅连战皆败，企图退保鞋山(今湖口大孤山)，被朱军所阻。朱元璋为控扼长江水道，乘夜移军左蠡(今都昌西北)。陈友谅也移舟泊于渚矶(今星子南)。相持3日，陈军左、右金吾将军相继投降朱元璋，士气更趋低落。朱元璋乘机致书陈友谅劝降。陈为泄愤，尽杀俘虏。朱元璋则放还战俘，并悼死医伤，瓦解陈军。为阻止陈军逃遁，朱元璋命常遇春、廖永忠等移师湖口，列栅南北两岸，置火舟、火筏于中流，以阻陈军突围；又分兵夺取蕲州(今湖北蕲春西南)、兴国(今阳新)等地，控制长江上流。八月二十六日，陈军被困湖中月余，粮食奇缺，将士饥疲，陈友谅冒险向湖口方向突围。陷入朱军伏击圈。朱元璋挥诸军阻击，并以火舟、火筏猛冲。陈军混乱溃逃，至泾江口又遭朱军伏兵袭击，陈友谅中箭身亡，其子善儿等被俘。次日，平章陈荣率余部5万余人投降朱元璋。张定边与陈友谅次子陈理逃回武昌。次年二月，朱元璋率师围攻武昌，迫陈埋投降，尽占陈友谅所辖长江中游广大地区。
　　朱元璋针对张士诚辖地南北狭长、中隔长江、兵力分散等弱点，制定了先占淮东、再取浙西、剪除两翼、后攻平江的方略。二十五年十月，朱元璋命左相国徐达、平章常遇春率马步舟师进军淮东，先围泰州。张士诚先后派元帅王成、淮安李院判率军正面阻击，均遭失利。又调江南艘船400艘，由范蔡港(今江苏张家港市西)入长江，企图从后方袭扰徐达部。朱元璋闻讯，亲至江阴督战，以一部兵力增强长江水寨的防卫，又命淮东主力集结于泰州、海安一带，待机阻击张士诚江南援军。张士诚见无隙可乘，未敢轻动，闰十月，徐达率军克泰州，俘守将严再兴，拦腰截断张士诚南北之军，然后挥军北围兴化、高邮。张士诚为减轻江北的军事压力，争取主动，连续在江南发动3次攻势：十一目，遣军攻宜兴，被徐达遣师击败．损兵3000余；十二月，派兵8万攻安吉(今浙江安吉东北)，未克；二十六年正月，以舟师数百艘，窥江阴、镇江，遭朱元璋军还击，又败，被俘2000人。三、四月问，份达乘胜分兵攻取高邮、兴化、宿州(今属安徽)等地，尽得淮东诸郡。五月，朱元璋列张士诚八大罪状，发布檄文声讨。同时从淮东移军浙西。八月，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兵20万出征。为迷惑张士诚，佯称攻平江，暗取湖州(今属浙江)。师至太湖，败张士诚援兵，进湖中洞庭山。然后按既定方略折师南行，进抵湖州城郊。湖州守将张天骐仓皇分兵三路出城迎战不利，匆忙收兵入城。徐达乘胜挥师包围湖州城。张士诚闻讯，急遣司徒李伯升潜入城内督战，又派平章朱暹、同佥吕珍率兵6万增援。徐达等采用围城打援战法，迅即将张士诚援军包围于城东旧馆。张士诚急率精兵出平江增援，途中被徐达军所阻，兵败撤还。九月，再遣同佥徐志坚率兵增援湖州，战败被俘。朱元璋为牵制张士诚的兵力，命江浙行省左丞李文忠率军攻杭州，指挥华云龙率军攻嘉兴(今属浙江)，从侧翼保障徐达攻取湖州。十月，徐达挥军猛攻旧馆，迫使朱暹、吕珍所率6万援军投降。十一月，湖州守将李拍升、张天骐亦降。杭州、绍兴、嘉兴等地张军也相继降朱元璋。
　　浙西既下，朱元璋于同月廿五日命徐达、常遇春率军合围平江。徐、常所部采取“锁城法”，在城外构筑长围，架木塔，筑台3层，俯视城中。每层台上配弓弩、火铳和襄阳炮，日夜攻击。二十七年二月，朱元璋两次向张士诚劝降，未果。朱元璋为争得民心，重申军纪，令将士各悬小木牌，上写“掠民财者死，毁民居者死”。九月初八，徐达、常遇春率将士分别攻破葑门、阊门，俘张士诚。
　　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开始举兵北伐。朱元璋分析了北方军阀混战的形势，认为推翻元朝，统一全国的时间到了。朱元璋采取稳扎稳打的方针，先取山东、河南、潼关，然后再进攻大都。按照他的部署，他的军队在半年内完成了对上述地区的占领。与此同时，朱元璋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洪武元年(1368年)五月，朱元璋亲自到汴梁与将领们商讨进一步的作战计划。闰七月，明军主力沿运河而上，进克通州(今北京市通县)。二十八日，元顺帝仓皇出逃，明军占领大都，元朝灭亡。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的基础上实现了全国统一。

评    析

　　元末红巾军农民起义战争在中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红巾军为主力的农民起义军在广大劳动百姓的支持下，分路出击，快速推进，奋力攻杀，先扫外围后攻坚城，大量歼灭元军有生力量，加速了元朝的灭亡。特别是刘福通等领导的北方红巾军横扫中国北部的广大地区，沉重打击了元朝政权的腐朽统治，为最后推翻元王朝奠定了军事胜利的基础。他们前后坚持斗争13年，经过“大小数百战”，显示出农民革命战争的巨大威力，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北方红巾军三路北伐，之所以功败垂成，主要是由于起义军的战争指导者为一时的军事胜利冲昏了头脑，过早地发起战略进攻。作战中又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三路大军互不协同。至正十八年三月，东路由山东北上，攻克蓟州，逼近大都时，中路尚在山西，致使东路顿成孤旅；九月，当中路进抵完州，威胁大都时，东路早已撤回山东，又使中路孤立无援。主力远出，中原空虚，汴梁遂为元军袭取，刘福通败走安丰。从此，北方农民军的斗争形势转入低潮。最后，以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为基础，推翻了元朝的残暴统治，完成了红巾军的未竟之业。
　　朱元璋在政治、军事战略上的几个特点：
　　注意基地的建立和巩固，借以逐步扩大胜利　朱元璋出身贫寒，自幼游食四方，了解各地民情和地理形势。参加红巾军后，又屡次独立活动，得到了锻炼，提高了领导军政的才能。在渡过长江前后，即着眼于以应天为中心创立基地，广泛收罗有军事政治才能的人材，作为重要谋士和幕僚。在占领地区内，迅速建立政权，废除元朝的一些暴政苛法，注意发展生产，组织军民屯田，减轻人民的负担和安定社会秩序。在有了巩固的后方和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再逐步向外发展。在策略上能注意到在实力较小的时候，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巩固和壮大自己的实力，不过早崭露头角，免为众矢之的；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能放手发展实力，扩大占领地区。
　　根据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战略和策略　打张士诚时，为了孤立对方，出兵前，先宣布张士诚的罪状，指出用兵的目的只是在于消灭张士诚，号召浙西人民不要畏惧逃亡；北上灭元时，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号召广大北方地区的汉族人民脱离元朝的统治。为了分化元朝统治阶级、缓和民族矛盾，又提出不论蒙古人、色目人，愿意归服的就和汉人一样看待，加以保护。这些号召和政策都有效地孤立了元朝统治集团。
　　稳步推进，先翦肘翼，后捣腹心朱元璋很重视巩固和发展已得的胜利。在进攻张士诚时，虽已有相当的兵力，但他仍注意集中兵力，先翦其肘翼，去其枝叶，然后动摇其根本，不轻率冒进，侥幸取胜。北上灭元时，虽然已统一了江南，兵力对比占优势，但仍然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使占领区和自己的后方联成一片，把补给线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以取得可靠的粮饷供应。进一步，巩固一步，逐次击败元军,不冒险轻敌，因而每战都比较有把握的取得了胜利。注意争取暂时的同盟者或使之保持中立，打击主要的敌人    朱元璋在统一江南的过程中能深入分析形势，掌握周围各个敌对势力的不同情况和特点，利用其相互间的矛盾，根据不同的形势，确定不同的打击对象。在某一时期，某一阶段，集中力量打击和消灭一个敌人，不四面树敌，力避两面作战和陷入被动处境。如西攻陈友谅时，则拉拢东南的方国珍，麻痹北方的察罕，稳定和牵制东方的张士诚。在打击张士诚时，则命名西方的明玉珍保持中立联络东南的方国珍。这样就避免了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而能集中自己的力量，各个消灭敌对势力。
　　此外，朱元璋还训练了一支纪律较好、战斗力较强的军队，并注意宽待俘虏等等。这些都是他所以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元朝灭亡的原因。元朝的败亡，其主要原因在于其政治黑暗，实行民族岐视和政治压迫政策。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政局不稳，皇帝大多不理国政，贪图享受，腐化至极，权臣勾心斗角，欺上瞒下，朝廷横征暴敛，经济越来越衰，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抗。各地农民起义，指向元朝。元朝在历史潮流面前衰亡。
　　元朝中期频繁更换皇帝，仅在1307年(大德十一年)至1333年(元统元年)就更换36个皇帝，在位都很短。全由权臣摆弄下诏或颁布诏令。皇帝成为傀儡，不能决策大事。宫廷纷争连续不断，尔虞我诈时时出现。再加上经济落后，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原地区农民尤其悲惨，饥寒交迫，其严重程度已达到再也不能忍受的地步。这样，人民群众被迫起来反抗，农民举行起义，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将矛头指向元朝。元朝末期的妥欢帖睦尔在位较长。他从1333年(元统元年)六月至1368年(至正二十八年)七月，共35年的时间，是处在农民起义军的进攻与元朝军的抗击时期。可是，在这样长时间内元军之败，其原因不在将帅无能，士兵不勇，而是元朝政权不修政治，不兴经济，无休止的内部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结果。尤其顺帝是个昏君，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不得众臣之心。所以，宋王及地方势力首领，在危急时刻拒绝帝诏，不遣兵参战，造成四分五裂。无论哪个朝代，其被灭亡之故，皆不外乎朝廷之腐败，群臣之相互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和君主之昏庸。这也可说是一种国家灭亡的基本规律。
　　元朝在战略上麻木不仁，未进行有组织的反攻。当中原地区各地的农民组织起来，举行起义，大反元朝时，朝廷仍在内部纷争，尔虞我诈，沉醉于酒色，耳不闻外界之动乱，更没有料到起义军会进而埋没元朝。甚至在各地农民起义军称帝、称王时，朝廷也无计议对策，不能采取战略措施，只是零星下诏，以地方军相抗击或镇压罢了。
　　在战役上，各地元军没有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联合作战，而是各自为战，如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各据一方，互不联合。后来竟为互相争地盘而开战；秃坚帖木儿军，不但不联合扩廓帖木儿作战，反而进入京城两次；漠北之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不受君命，还有夺顺帝之位的野心，这证明元军势力之衰弱，国败瑚亡，已为时不远了。
　　元朝未能及时抓住农民起义军低潮之际，组织反攻；在战略上失去了时机。1354年(至正十四年)九月，脱脱率领号称百万军，十一月围困高邮城，张士诚十分危急，将要投降，顺帝突然下诏，免其百万大军之统帅权，使张士诚得以转危为安。这是元廷的大错误，其后果是使得百万大军溃散了，元军受到严重的挫伤，而各地农民军从低潮转入高潮。
　　元军失去战略反攻的又一个时机是，1363年(至正二十三年)春，大宋朝林儿、刘福通的失败和起义军互相攻击，如至正二十三春，张士城杀刘福通，大宋红巾军亡；秋季，朱元璋杀陈友谅，天完及汉国一系的红巾军败亡。恰在此时，元军未能组织对朱元璋部反击，元朝反而出现军阀混战、宗王之争。结果，元朝给了朱元璋北上灭亡的好机会和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