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阶层人民，以各种形式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屈 不挠的斗争。斗争的规模由小到大，斗争范围很快地扩展到东北全境。沈阳、抚顺、鞍山、本溪、辽阳、哈尔滨等地工人先后举行罢工。北宁路、南满路 和中东路的铁路工人也奋起斗争，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当日军向黑龙江侵犯时，马占山率部在嫩江桥抵抗，东北人民踊跃参加支前工作。东北各地人民 对于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淫掠以及汉奸走狗的为虎作伥恨之入骨，纷纷拿起锄头木棍和刀枪，与日伪军展开斗争。青年学生和爱国知识分子冒着生命危险 展开各种形式的抗日爱国活动。他们中许多人直接投身到工人农民的反日武装斗争中去。流亡关内的东北各阶层人民到处奔走呼号开展救国活动。一九 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北平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有力地推动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主要有四部分：（一）东北军的官兵，如辽宁的唐聚五，吉林 的李杜、丁超（后投敌）、冯占海，黑龙江的马占山、苏炳文等部队；（二）东北军旧部与民众结合组织的部队，如王德林的抗日救国军、邓铁梅的东北 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等；（三）自发的农民抗日武装。（四）一些地主武装。这些名称各不相同的武装力量，总称东北抗日义勇军，是自发的爱国抗日武 装。这些抗日武装力量的斗争给了日本侵略者以相当大的打击。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缺乏统一的组织和领导，特别是东北军改编的义勇 军，情况复杂，弱点严重。到一九三三年夏，为数三十多万的抗日武装，只剩下几万人了。
　　始终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并给敌人更大打击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在东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 本帝国主义。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罗登贤为书记的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共产党派出大批干部，如杨靖宇、童长荣、 王德泰、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魏拯民、冯仲云等，到东北军和义勇军中去工作，或在东北各地建立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开展抗 日游击战争。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过去某些“左”倾政策，提出“尽可 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及其走狗斗争”。这封信推动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间先后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主要有：磐石游 击队（后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东满游击队（后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珠河游击队（后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密山游 击队（后与李延禄领导的抗日救国游击军汇合，发展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也称东北抗日同盟军）、宁安游击队（后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五军， 也称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汤原游击队（后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饶河游击队等七支抗日游击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些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武器不好，物质条件异常困难，但部队的战士成份好，觉悟高，组织性强，作战英勇。他们积极地打 击和消灭敌人，给敌人以重大的打击。一九三四年，游击队粉碎了日寇的“春季大讨伐”和“秋季大扫荡”，并在斗争中壮大起来，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 争的主力。
　　一九三五年，根据抗日斗争出现的新形势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政策，开始在东北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抗日同盟军等队伍中，进行统一建制的组织工作。一九三六年一月，东北共产党在汤原召开各抗日 部队领导人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把各抗日部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一）南满的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扩编为抗日联军第一军，由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 员；（二）东满的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扩编为抗日联军第二军，由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三）哈尔滨东部的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扩编为抗日 联军第三军，由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四）李延禄领导的游击军和密山游击队合编为抗日联军第四军，由李延禄任军长；（五）周保 中领导的反日同盟军和宁安游击队合编为抗日联军第五军，由周保中任军长；（六）汤原游击队扩编为抗日联军第六军，夏云杰为军长；（七）饶河游击队扩编为抗日联军第七军，陈荣久为军长。共七个军，近三万人。并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杨靖宇为总司令，赵尚志为副总司令，李红 光为参谋长。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抗日联军在对敌斗争中不断发展，以后又成立了第八、九、十、十一 各军。一九三七年初，为了适应全国抗日高潮和东北游击战争发展的新形势，抗日联军又进行了整编，将第一、二两军合编为第一路军，由杨靖宇任总指 挥，以京图路（长春到图们）以南、南满路以东为游击军区。同年夏，又将第四、五、七、八、十各军合编为第二路军，由周保中任总指挥，以京图路 以北、松花江左岸、乌苏里江右岸为游击军区；将第三、六、九、十一各军合编为第三路军，由赵尚志任总指挥（后又改由李兆麟任总指挥），以松花 江右岸，东西兴安岭、黑嫩平原为游击军区。全军人数总计四万五千人左右。抗联不断袭击敌人的据点，焚毁仓库，炸毁机场，破坏交通，歼灭敌人。从 一九三一年到七七事变前夕，日伪军在东北被歼灭的有十四万多人。
　　三 日本侵略势力向关内扩张 抗日民主浪潮的持续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了我国东北以后，又积极向华西进行新的侵略扩 张。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日军进犯山海关。山海关守军何柱国部进行还击，安德馨营全营三百人力战殉国。这是长城抗战的开始。但因孤军无援，没能 抵住日本陆海空军的联合进攻。一月三日，山海关沦陷。
　　二月，日军纠合伪军共十万人，分三路向热河进犯。当地守军二十万人，望风而逃。国民党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装满二百多辆汽车，运往天津租界，他本人也跟着逃走。日军先头部队仅百余人，在三月 四日侵占了热河省省会承德。全国舆论一致要求惩办汤玉麟。三月九日，蒋介石约张学良在保定会面，决定张学良去职，由何应钦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 长职。
　　日军侵占山海关和热河后，继续扩大侵略。三月又进犯长城线上的军事要地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原属西北军的宋哲元部二十九军将士，在喜峰 口以大刀与日军拼杀。冷口驻军商震部也奋起抵抗，坚守阵地。日军进犯喜峰口、冷口受挫后，改由山海关向滦东进攻。四月一日，日军占领石门寨， 冷口腹背受敌，中国军队被迫撤出冷口。接着又撤出喜峰口。同时，古北口也失陷，中国军队撤至南天门防守。五月初，日军再次向滦东发动进攻，十 一日夜日军强渡滦河，侵袭滦西。随后冀东二十余县均被日军侵占，南天门也失守。日军已控制长城各口和冀东，平津危急。
　　在大片国土丧失、平津危急的形势下，蒋介石仍一心“剿共”，急于同日本妥协。五月三日，国民党政府明令设立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 命黄郛为委员长。并令黄郛北上负责对日交涉停战问题。黄郛在北平与日方进行密谈，达成原则性的协议。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 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派熊斌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于五月三十一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协定规定：（一）中国军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 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不得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它方式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长城 一线。（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 团体。这个协定实际上默认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中国不能在那里驻扎军队，而日本可在那里自 由行动。这样，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处在日寇的武装监视和支配之下，日军随时可以进占冀察和平津。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国策所造成的民族 危机的深重，使被镇压下去的抗日民主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 委员会发表宣言，愿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 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但 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之下，这个宣言没有在实际上坚持的去作，而只是长期的把它当作宣传工具，当作反对各派的武器。
　　一九三三年一月，南京、北平、天津的工人和华北的铁路工人，分别举行集会，要求抗日。二月上海总工会发表《告全国工友书》，要求加紧抗日。 各地学生纷纷发出通电、宣言，要求调集全国军队，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捐献运动在全国各地又开展起来。全国各地工商界和海外华侨通电呼吁 出兵抗日。宗教团体也开始行动起来。国民党军队若干将领“请缨抗日”，虽然有人仅是表态，但有一部分人确有抗日愿望。国民党的部分地方组织， 各从其不同的目的出发，附和民众的要求，呼吁抗日。甚至一些军阀政客也各从不同的背景和各自的利益出发，指责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政策，表示赞 成抗日。
　　社会舆论纷纷谴责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国民党改变“剿共”政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 报》提出：“当兹中国将整个的被日本军阀摧残吞并之时，为民族生存计，为中山主义计，政府必须抱与民更始之决心，另辟和平解决赤祸之路”。四 月十二日《申报》时评《论绥靖》说：“吾人认为今日之‘匪’，绝非‘剿’ 所可灭??。欲言‘绥靖’，必从澄清政治建立适合大多数人民利益之民主 政治着手”。当日军侵占山海关时，王造时写了《安内必先攘外——为政府进一忠告》一文，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主张“安内必先攘 外”。他说：“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内的办法”。“何去何从，望政府其速自择”。①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日天津《益世报》社评说：我们主张，政府“处在两面夹攻形势中”，“应付方案既然不能双管齐下”，出路“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从民族观念的立场 上说来，与其被外族征服，毋宁在同族中表示退让”。“依我们的主张，此日政府??尽可公开的大胆的与共产党负责领袖，谋有条件的政治妥协”。 甚至一贯唱“低调”、向来主张中国“应该在不丧失领土范围之内与日本妥协”的丁文江，这时也说：假如我是蒋介石，我的办法有三条：“第一我要
　　① 王造时：《荒谬集》，第一一八——一一九页。
　　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第二我要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第 三我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①这些舆论表达了资产阶级要求国民党改变“剿共”政策，停止内战的 主张。当然，他们的情况复杂，立场观点也不完全相同，有的是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讲话，有的则是站在大资产阶级立场上，替国民党政府出谋 献策。
　　国共两方如何相互妥协呢？王造时一九三三年二月写的《战的政策》一 文提出了他的结束“国共内战”的条件。这就是：“共党（一）须交出红军，让政府收编，调往前线；（二）须放弃阶级斗争政策，以期全国内部一致。 政府（一）须相当容纳共产主义的政策，如平均财富，生产公有等；（二）须实行民主政治，使共党及其他党派有和平公开参政的机会”。②资产阶级中 间派要求国民党改变“剿共”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是好的，但他们提出的国共妥协条件，国民党不可能真正接受，由于它违背人民的根本利益， 共产党也是不能接受的。
　　在主张抗日争取民主的浪潮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是一件大事。 该同盟由宋庆龄等于一九三二年夏秋间发起筹备，同年十二月成立。主席为宋庆龄，副主席为蔡元培，总干事为杨杏佛。同盟宗旨在于营救一切爱国的 革命的政治犯，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一九三三年一月，先后成立了上海分会和北平分会。总会设在上海。同盟存在期间，做 了许多工作，如抗议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枪杀镇江《江声报》记者刘煜生，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抗议杀害左翼作家 应修人，营救丁玲、潘梓年，要求释放在北平被非法拘捕的许德珩等进步师生，营救陈独秀，营救牛兰夫妇等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还同上海其他二十 多个进步团体在一起，于一九三三年三月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要求政府立刻派全国军队，开赴东北华北，收复东北热河，保卫华北；立刻武装全部民 众；保障民权，要求一切政治自由；援助东北义勇军；扩大抵制日货运动等。民权保障同盟进行的政治斗争，是当时民主运动的重要组织成分。
　　国民党和蒋介石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极端仇视，国民党特务给宋
　　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寄恐吓信，把他们的名字列在“黑名单”里。在《社 会新闻》等反动刊物上进行造谣诬蔑和人身攻击，甚至对同盟成员采取卑鄙的暗杀手段。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蒋介石派特务在上海法租界宋庆龄寓 所附近把杨杏佛暗杀。同盟的活动因蒋介石的残酷迫害无法继续下去，无形 中终止。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 等一千七百七十九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纲领指出：“中国人民在自己的痛苦的实际的经验当中，已经深刻的觉悟到：要 想依靠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来抗日救国，已经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事了”，“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而“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 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也“就是中国人民自动对日作战”。纲领提出成立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五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华民族 武装自卫委员会总会。这个纲领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正义要求，但在
　　① 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独立评论》第三十五号，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② 王造时：《荒谬集》，第一四○——一四一页。
　　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四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
　　一九三三年春，日军进犯察东，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保卫察哈尔，在 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五月在张家口成立了民众抗日同盟军。它是在共产党员吉鸿昌（原西北军将领）的奔走下，联络冯玉祥、方振武等组成的。 由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五月二十六日，冯玉祥发表通电，宣告就职。通电说：“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得 寸进丈，直以灭我国家，奴我民族，为其绝无变更之目的。”“握政府大权者，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以不彻底的局部抵抗而受挫于 淞沪平津”。“国亡种奴，危机迫切”，“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支援。张家口和平绥铁路工人积极支援同盟军，北平、天津、太原等地学生成批地到张家口参 加同盟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也参加了同盟军。冀察的一些地方武装，也集合到抗日的旗帜下来。同盟军由几千人迅速扩大到十余万人。 六月，在张家口召开了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军民代表六十一人。通过了《关于民众抗日同盟军纲领决议案》、《关于民众抗日同盟军 军事问题决议案》和《关于民众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决议案》等文件。纲领决议案共十三条，主要有：（一）同盟军为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 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二）同盟军否认一切卖国协定，并反对任何方式之妥协；（三）同盟军誓以武力收复失地；（四）同盟军主张对日断 绝国交；（五）同盟军主张联合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势力共同奋斗，以完成中国之独立与自由；（六）同盟军为完成抗日任务计，必须肃清汉奸国贼；（七） 实现抗日救国的民众政权；（八）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贫民、士兵生活；（九）释放因反抗帝国主义及汉奸国贼而被拘禁之政治犯；（十）保障 抗日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等等。大会选出军事委员，组织军事委员会。复由军事委员互推冯玉祥、方振武、佟麟阁、宣侠父等十一人为 常委。并制定了抗日的具体方案。会后，分兵三路迎击日伪军，连克康保、宝昌、沽源等地。七月，血战五天，收复多伦，并乘势追击，把日伪军完全 赶出察哈尔。这个胜利振奋了全国人心。七月下旬，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准备进一步收复失地。
　　但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用各种手段破坏同盟军的抗日行动。同盟军成立之时，蒋汪即电冯玉祥，谓其组织同盟军为“擅立”“军政名义”，“妨 碍统一政令”。蒋又任庞炳勋为察省“剿匪”司令，以十六个整师十五万余人的兵力包围进攻同盟军，并勾结日军夹攻同盟军。在蒋日的夹攻下，暂时 归入同盟军旗帜下的军阀部队倒戈投敌，同盟军处境日益艰难。八月，日军重新侵占多伦。冯玉祥去职。吉鸿昌、方振武通电宣布改抗日同盟军为抗日 讨贼军，继续抗日，奋战于热河、长城一带。九月，讨贼军又遭蒋日联合进攻，方吉率部从怀来转战退入滦东，终以弹尽粮绝而失败。方振武被迫流亡 国外，吉鸿昌被迫转入地下，继续进行抗日活动。十一月，国民党特务勾结帝国主义，在天津法租界逮捕了吉鸿昌。吉鸿昌英勇就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一部分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在福建成立了中 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被蒋介石出卖后，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去和红军作 战。十九路军在同红军作战中屡遭失败，该军将领觉悟到“剿共”不是出路，广大十九路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厌恶内战的情绪越来越深，要求抗日反蒋的情 绪越来越高。当时，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去进攻红军，是想一箭双雕，使十九路军和红军两败俱伤。这种种情况，推动了十九路军领导人走上抗日反蒋的 道路，他们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订立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福州举行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人民权利宣言”。大会认为“国民党政府为买办军阀地主豪绅之反革命政府， 且为民族可耻之巨敌”。“为迅速推翻此反革命政府起见，大会更宣言：（一）否认南京反动政府；（二）号召全国反帝反国民政府之革命势力，立即组织 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国民政府为中心之法西斯系统；（三）于最短期间召集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①大会推选李济深、 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余心清（代表冯玉祥）等十一人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以李济深为主席。二十二日，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发表成立 宣言和对外宣言。成立宣言揭露了蒋介石的卖国行为和黑暗统治之后说：“此皆蒋中正等祸国残民之末节，然全国人民已莫不切齿痛恨。对于蒋氏政府之 存在，已不可一日容忍；对于新政权成立之要求，已不可一日迟延。”人民革命政府向全国宣布自己的使命是：（一）求中华民族之解放，形成真正独 立自由之国家；（二）消灭反革命之卖国政府，建立生产人民之政权；（三）实现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权力；（四）保障一切生产人民之绝对自由平等权；（五）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打倒军阀，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发展国民经济，解放工农劳苦群众。②根据政府组织大纲任命了各方面的负责人。人民革 命政府改组了军事机构和部队，设置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下辖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和七个军、两个空军大队。以蔡廷锴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 总指挥，向闽浙边界推进。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成立，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政治、经济主张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 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的利益，反映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情况下国内中间阶层的要求。他们确实已经和实行独裁、内战、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 集团公开决裂了，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这是革命的行动。
　　但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对福建人民政府采取了完全错误的策略。他们指责福建人民政府“除了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等的空 喊之外，并没有任何真正反帝与反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实际行动”，它的“革命的词句”，不过是“一种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政策和步骤与蒋介石 国民党是没有区别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不但不去联合他们共同抗日反蒋，反而号召福建的工农群众去“无情的揭露福建派口号与政纲的反动 性，及其领袖的动摇、妥协、投降、出卖”，“以促进第三条道路找寻者的 破产”。
　　① 《国闻周报》第十卷第四十七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版。
　　② 转引自《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第八二——八三页。
　　蒋介石对福建人民政府采取迅速扑灭的方针。一九三三年底，蒋介石自 任“讨逆军总司令”，调集了大批军队向福建进攻，并集中海空军进行封锁和轰炸。同时派人到两广去活动，拉拢陈济棠李宗仁等共同进攻福建人民政 府。蒋介石还派人去日本请求日本出兵援助。日本侵略者遂派军舰开入马江，协同蒋介石的部队占领厦门。蒋介石派人潜入福建，以金钱、官职收买十九 路军军官，从内部进行破坏。福建人民政府对蒋军的进攻曾分兵迎击。但是福建人民政府在政治上是软弱的，军事上没有整个计划，事变后不敢发动和 依靠群众，又没有取得各派反蒋势力的响应和支持，同时内部发生了叛变。因此，在蒋军进攻下，到一九三四年一月归于失败。